好在他迅速从幻想当中醒悟过来，沉声道：“就如二郎所言，只要眼下叛军平定，咱们便重整国策、梳理内政。一方面加快发展基础建设，一方面稳定西域为帝国争取更大的战略缓冲地带，咱们君臣一心，定然能够开创盛世，青史彪炳。”

房俊放下茶杯，摇头道：“虽然国策由外向内转变，放弃开国之初的扩张策略，但并不意味着军队彻底刀枪入库、马放南山，而是在放弃扩张的同时愈发注重掠夺，且掠夺的方向由陆地转向大海，毕竟与陆地动辄以年计数的遥远路程与巨大的靡费相比，海上掠夺的效率实在太高。”

丝绸之路便是大汉帝国向西域各国掠夺的一条黄金道路，但是自汉朝凿空西域开始，后面历朝历代能够完全掌控西域的时间却少之又少，是那些朝廷、大臣意识不到丝绸之路吸纳、掠夺来的财富吗？

并不是。

重点在于西域太过遥远，与中原王朝的路途太过艰难，想要维系这样一条数万里长的道路，需要投入的人力、物力太过庞大，难以维持投资与收获之间的正比。

迫不得已，只能放弃。

但是大海不同，只需要有一支无敌于海上的船队，然后沿着大陆海岸设置好补给基地，那么纵使万里、十万里之外，亦可在水师的控制之下，沿海诸国的财富将会沿着无数条航线所绘制的财富之路汇聚至大唐。

另外一点，当下大唐的疆域已经无限庞大，受限于交通、信息、人口等诸多条件，即便有再多的土地也无甚大用，没有精力去开发的土地却要派驻大军驻守，取之何用？

除去满足一些野心家的面子之外，还会将帝国硬生生拖垮……

不过他也提醒道：“以海外至物资开发国力，乃是千秋万载之根基，但掠夺回的金银矿产只能充实陛下的内帑，以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拉动经济，却不能直接流入民间，否则必然会造成巨大的通货膨胀，物贵钱贱的后患是帝国绝对不能承受的。”

然后，他不得不向李承乾、苏氏这两口子普及一下什么叫做“经济”，什么叫做“通货膨胀”，以及“货币”的本质与用处……

从真正意义来说，“钱”是最没用处的，不能吃、不能穿、不能用，再多的钱也救不活一个穷困的国家。真正有用的是物资，粮食、钢铁、木材、布料、茶叶、瓷器……钱币是作为各种物资平衡流通之用处而存在。

相比于后世，大唐为何落后？

不是因为大唐的国库收入少，而是因为大唐的物资极度贵乏，这受困于极其低下的生产力，绝对不是钱币的多寡能够弥补，甚至过多的钱币会造成整个帝国经济系统的全面崩溃。

毕竟无论在哪一个年代，货币都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，绝大部分的人都严重缺乏货币的支配权，而当物价飞腾，绝大部分缺乏货币的人就会陷入彻底的贫困。

当累死累活赚取的钱却不能保证吃饱，那绝对是要出大问题的，长此以往，就会引发一场自下而上的变革……

他提醒李承乾：“自东汉以来，三国两晋南北朝连年征战，国计民生早已凋敝不堪、衰落至深渊谷底，即便前隋一统南北，但周边胡族虎视眈眈、战乱频仍，亦是征伐不断、空耗国力……直至眼下，才算是边疆平稳，待到平定叛军，可称政局和顺，乃是四百年来神州大地上少有的能够集中举国之力发展内政是良机，因为国计民生早已跌落谷底，起点很低，正所谓否极泰来，只需陛下与大臣们励精图治，制定正确之国策，必然能够使得国内局势焕然一新，短时间内便可取得长足之进步。”

有些时候，“国运”这个东西是玄之又玄的，看不见、摸不着，但谁也不否定它的存在。

每当“国运昌隆”，各种国策之施行便水到渠成，仁人志士层出不穷，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仿佛得上苍之卷顾、祖先之庇佑，一举奠定百年国势。

可若是没能在“国运昌隆”之时抓住这玄之又玄的时机，任凭机会熘走，那么“天予弗取，必遭灾殃”……

李承乾以往从未自这个角度去看待天下大势，此刻得了房俊提醒，仔细一想，顿时眼前一亮。

正如房俊所言，自东汉倾颓、三国鼎立，国内便盗贼蜂起、战火连绵，百业俱废、民不聊生，西晋虽然短暂统一，但也只是形式大过实质，况且司马家得国不正、朝野上下各怀机心，也没出几个像样的皇帝，等到晋室南渡，北地更是沦为胡族牧场、一片腥膻，再后来南北朝割据并立，既相互攻伐又要外御胡虏，华夏户口相比两汉之时十不存一。

隋文帝虽然一统南北，但边疆各处胡族兴起，屡屡入寇，掠夺人口蚕食疆土，使得隋朝中枢疲于应付。隋炀帝雄才伟略，却也好高骛远，修运河、征辽东，穷奢极欲、穷兵黩武，将隋文帝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家底折腾一空，神州大地烽烟四起，刚刚恢复不久的民生再遭重创。